改良痔上黏膜环切术治疗出口梗阻型便秘 50 例

目的：探讨改良痔上黏膜环切术对出口梗阻型便秘患者肛肠动力学的影响。方法：将 100 例出口梗阻性便秘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50 例，对照组予常规痔上黏膜环切术治疗，治疗组予改良痔上黏膜环切术治疗。观察两组临床疗效、手术一般情况、并发症及复发率，比较肛肠动力学 [ 肛管高压区长度 (HPZ)、静息压 (ARP)、最大收缩压 (MSP)] 的变化。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术中出血量、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手术时间明显较对照组延长 [(35.72±3.95) min vs (30.24±3.56) min]（P<0.05）；治疗组和对照组术后 HPZ、ARP、MSP 明显较术前升高，治疗组术后 HPZ[(4.26±0.45) cm vs (3.68±0.38) cm]、ARP[(45.21±4.21) mmHg vs (36.72±3.69) mmHg]、MSP[(130.45±14.27) mmHg vs (116.45±12.82) mmHg]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有效率 (100% vs 88%)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随访 12 个月，治疗组复发率 (4% vs 8%)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改良 PPH 可有效改善出口梗阻型便秘患者肛肠动力学，有利于提高近远期疗效，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颈内静脉内径呼吸变异度和血流速度在椎管内麻醉后容量预测中的价值

目的探究超声测量颈内静脉内径呼吸变异度和血流速度在椎管内麻醉后血容量判断中的价值。方法选择我院2017年2月至2019年2月择期手术的椎管内麻醉患者120例,男64例,女56例,年龄为34～66岁,ASAⅠ或Ⅱ级。记录麻醉前、麻醉后5、15、25 min左侧颈内静脉最大直径(Dmax)、最小直径(Dmin)、内径呼吸变异度(RVI)、中心静脉压(CVP)、血流速度最大值(BVmax)、血流速度最小值(BVmin)和血流速度变异度(BVI),取CVP=6 mmHg作为预测值,并通过绘制ROC曲线来评估Dmax、Dmin、RVI、BVmax、BVmin和BVI的预测效能。结果与麻醉前比较,麻醉后5 min时Dmax、Dmin和BVI明显降低(P0.05),RVI明显升高(P0.05);与麻醉后5和15 min比较,麻醉后25 min,Dmax、Dmin和BVI明显升高(P0.05),RVI明显降低(P0.05)。麻醉前BVmin的AUC值最大为0.958,临界值6.86,敏感性82.6%,特异性95.2%;麻醉后5 min,Dmin的AUC值最大为0.944,临界值0.74,敏感性98.4%,特异性84.3%;麻醉后15 min,Dmin和BVmax的AUC值最大分别为0.949和0.945,临界值分别为0.72和7.99,敏感性分别为96.5%和89.8%,特异性分别为82.4%和82.1%;麻醉后25 min,BVmax的AUC值最大为0.981,临界值8.98,敏感性92.0%,特异性90.5%。结论超声测量患者颈内静脉的内径变异度和血流速度可作为预测椎管内麻醉后血容量的方式。     

中医药治疗动脉粥样硬化临床研究进展

中医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具有良好的实践基础和应用前景,治疗方法可归于四类,即活血化瘀、化痰调脂、痰瘀同治、扶正祛邪,研究者辨证施治,多在临床上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目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中医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临床研究重复性差,缺乏大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及系统深入的实验研究;其次,对专家经验方及中药复方研究不够深入,临床药效物质基础不明确,缺乏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入挖掘;再次,目前的研究不够系统和全面,主要集中在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对斑块易损性研究相对较少。针对上述问题,今后应加强中医药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及临床研究,为治疗提供更加明确的理论依据和临床证据;同时,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研究模式,以中医宏观辨证理论为指导,利用现代医学技术,参考现代中药药理实验结果选药组方,扩大辨证选药思路,加强对中药方剂配伍规律的研究,以及对其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鉴定和作用机制研究,并将传统组方理论与针对发病机制的对病治疗相结合,多角度、多层次探索中医药的作用机理。此外,应不断深入探索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并结合细胞工程、分子生物学及基因科学,积极研究中医药的药效学基础和机制。     

药用植物甾体皂苷生物合成途径研究进展

甾体皂苷是药用植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类功效物质,由糖基和甾体皂苷元缩合而成,甾体皂苷的生物合成途径主要包括细胞质甲羟戊酸(MVA)途径和质体2-C-甲基-D-赤藓醇-4-磷酸(MEP)两条途径,并以MVA途径为主。在生物合成途径中涉及一系列关键酶,包括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HMGR),1-脱氧-木酮糖-5-磷酸合酶(DXS),1-脱氧-木酮糖-5-磷酸还原异构酶(DXR),法尼基焦磷酸合酶(FPS),鲨烯合酶(SS),鲨烯环氧酶(SE),环阿屯醇合酶(CAS),细胞色素P450酶(CYP450),糖基转移酶(SGTase)等。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该文对甾体皂苷生物合成途径路线图进行了补充和细化,而对近5年来有关药用植物甾体皂苷生物合成关键酶(基因)生物学信息研究报道整理发现,药用植物中HMGR,SS,CYP450,UGT基因研究相对较多,而对FPS,SE,CAS的报道则较少。整体来看,目前对甾体皂苷生物合成途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关键酶功能研究缺乏强有力的直接证据。可为甾体皂苷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理论支撑。     

2016年广西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

目的 分析2016年广西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情况。 方法 对2016年广西31个肿瘤登记处的肿瘤登记数据进行分析，按城乡、性别、年龄别对数据进行分层，分别计算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的粗率、标化率、累积率（0～74岁）和前10位恶性肿瘤构成。人口标准化率采用2000年全国普查标准人口年龄构成和Segi's 世界标准人口年龄构成计算。 结果 纳入分析的31个登记处共覆盖人口11 628 368人（其中城市6 698 487人，农村4 929 881人），恶性肿瘤新发病例28 140例，发病粗率、中标率、世标率和累积率（0～74岁）分别为241.99/10万、196.89/10万、192.26/10万、21.90%；无论是中标率还是世标率，男性均高于女性，城市地区均高于农村地区。恶性肿瘤发病在40岁以后快速上升，在80岁年龄组时达到高峰。发病前10位恶性肿瘤依次为肝癌、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宫颈癌、胃癌、鼻咽癌、前列腺癌、子宫肿瘤和脑瘤，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75.65%。恶性肿瘤死亡病例17 647例，死亡粗率、中标率、世标率和累积率（0～74岁）分别为151.76/10万、119.05/10万、117.31/10万、13.27%；无论中标率还是世标率，男性均高于女性，城市地区均低于农村地区。恶性肿瘤死亡在40岁以后快速上升，在85岁年龄组时达到高峰。死亡前10位恶性肿瘤依次为肝癌、肺癌、结直肠癌、胃癌、乳腺癌、鼻咽癌、宫颈癌、食管癌、前列腺癌和白血病，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81.74%。结论  2016年广西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略高于2015年，肝癌、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和鼻咽癌是重点防控的癌种。     

超声引导下空芯针穿刺活检诊断的乳腺导管原位癌病理学低估的危险因素分析

背景与目的：由于存在病理学低估，乳腺导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DCIS）是否需要行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仍有争议。通过回顾性分析，探索超声引导下空芯针穿刺活检（core needle biopsy，CNB）诊断的DCIS出现病理学低估的危险因素，探讨穿刺病理学诊断为单纯DCIS的患者免除腋窝SLNB的可能性。方法：选取2005年3月—2014年10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收治的符合以下条件的乳腺癌病例纳入研究：女性；超声引导下CNB诊断为乳腺DCIS（含微浸润）；腋窝淋巴结临床阴性；接受规范的手术、放疗或全身系统性治疗。统计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采用χ ² 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临床病理学特征与病理学低估比例的相关性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探索病理学低估可能的危险因素。结果：研究纳入单纯DCIS、DCIS伴微浸润和DCIS可疑微浸润分别360、63和31例。单纯DCIS术后病理未升级占56.4%，升级为微浸润癌和浸润癌分别为21.7%和21.9%；后两组术后病理学诊断为微浸润癌的比例为30.2%和35.5%，浸润癌的比例为66.7%和61.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肿瘤＞3 cm和核分级高发生病理学低估的风险，分别是肿瘤≤3 cm和核分级中低的1.97倍（95% CI：1.17~3.32，P=0.011）和2.30倍（95% CI：1.34~3.98，P=0.003），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不确定（OR=0.37，95% CI：0.19~0.72，P=0.003）和阳性（OR=0.38，95% CI：0.20~0.73，P=0.004）发生病理学低估的风险低于HER2阴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肿瘤>3 cm、核分级高、HER2阳性的CNB单纯原位癌的病理学低估比例最高，为73.1%；肿瘤>3 cm、核分级高、HER2不确定的病理学低估比例最低，为11.9%。结论：超声引导下CNB诊断的DCIS伴微浸润或DCIS可疑微浸润病理学低估的比例远高于单纯DCIS，二者不能免除SLNB。肿瘤＞3 cm、核分级高和HER2阴性是术前单纯DCIS出现病理学低估可能的危险因素，单纯DCIS仍需行腋窝SLNB。     

基于芍药甘草汤的4种中药润肤霜对特应性皮炎的治疗作用及机制

目的:探讨4种中药润肤霜对2,4-二硝基氟苯(DNFB)致特应性皮炎小鼠的治疗作用及机制。方法:BALA/c小鼠按体质量随机分成正常组、模型组、空白膏霜组(润肤霜A组),芍药甘草汤组(润肤霜B组),芍药甘草汤加马齿苋,人参和忍冬藤组(润肤霜C组),芍药甘草汤加人参和忍冬藤组(润肤霜D组),给药剂量均为25 g·kg~(-1),以及阳性药他克莫司软膏组(3 g·kg~(-1)),每组10～12只。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用0.5%DNFB涂抹小鼠背部脱毛皮肤,每只100μL,连续7 d。第7天起,各组给予相应润肤霜外用干预,1次/d,连续15 d,正常组和模型组不给药。每周称量动物体质量1次,每周对动物背部皮肤进行评分3次,记录皮损状况分值;处死小鼠后,取左右耳,打孔称量双耳质量并计算肿胀度;取背部皮肤固定,苏木素-伊红(HE)染色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观察小鼠背部皮肤组织病理改变并评分;末次给药后取血,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检测血清中免疫球蛋白E(IgE)含量;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皮肤组织中信号传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TAT3),磷酸化(p)-STAT3蛋白的表达。结果: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小鼠体质量持续性降低,造模区出现红斑、水肿、干燥、脱屑、结痂剥脱等炎性改变,皮损状况分值显著增加;耳部皮肤角质层增厚,耳肿胀度明显增加;镜下见表皮局部坏死脱落、表皮增厚、表皮增生,角质层的角化过度和角化不全,以及皮下组织炎症细胞浸润等病变;血清IgE含量显著性增高;皮肤组织中p-STAT3的表达增加。与模型组比较,润肤霜C和D组小鼠体质量明显增加(P0.01),皮损状况评分明显降低(P0.05,P0.01);润肤霜B,C,D组较模型组小鼠耳廓肿胀度显著减少(P0.01);润肤霜C组小鼠背部皮肤坏死缺损和表皮增生的病变程度较模型组明显减轻(P0.05,P0.01);润肤霜C和D组小鼠血清中IgE含量较模型组明显降低(P0.05,P0.01);润肤霜C组小鼠皮肤组织中p-STAT3蛋白表达明显低于模型组(P0.05)。结论:润肤霜B,C,D对特应性皮炎均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其中润肤霜C的治疗作用最为明显,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抑制血清IgE含量的升高,及抑制STAT3的磷酸化,从而降低炎性细胞因子的水平有关。